编者按：2013年3月30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召开，本次会议是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的第三期会议，多位卫生政策研究专家、医药卫生供给方和政府卫生政策决策者，就中国的老年护理应该由谁提供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以下是与会嘉宾的精彩发言。

何立新：我以前也做养老，今天听了以后非常有收获。前两天一个日本的老师，他也是研究护理保险，做了一些讲座，我有一些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刚刚讲的筹资，从我刚才听下来，我还是觉得我们国家在适当的时候推出护理保险还是有必要的。护理保险一个是刚才时间银行，各方面都有他的缺陷，如果说政府去主导推出一种新的保险制度，那么筹资的话，我介绍日本他的护理保险。他是40岁以上所有的人员都要参加，60岁以上人交的比例和40岁以上交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后来享受的时候，当你需要护理去付费的时候，那么从保险里面支付，这个财源保险费一半，国家的财政补贴一半，国家的财政又是中央政府25%，地方政府省和县又各占25%他们基本上是这么分的。我刚才想问一个问题，不知道哪一个更好，刚刚谈到这么多国家政府支持，那现在在护理保险这一块或者说医疗这一块，我们国家的财政投入到底投入多少？比如这个盘子占整个社会保障里面到底占多大的比例，我们国家有没有支持的可能性？或者有多大？首先把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搞得清楚的。还有护理保险和医疗，延伸医疗的保险他是可以衔接的，加上养老保险也是这样，如果最后设计的时候，包括最后的资金支付的时候，衔接起来应该是可以在比较协调的解决筹资，当然也要加上社会资本的进入。

前面说到的方式，也是那个老师介绍的，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大学里面，尤其是像是有医疗附属医院的机构跟社会机构，引入社会的人员，包括退休的人员，刚刚说到60岁以上的小老人也利用起来，学校里面很多的行政人员、食堂人员，可以把那些人员聘用起来，同时付工资，也给他一些健康方面的教育，既有得到护理，又跟年轻人有接触。

俞卫：护理保险他的特点是横向价值不高，因为发生概率太高，所以只能是纵向，从40岁开始。但是我们国家有一个问题，如果40岁以上要收款的话，企业职工占到不到20%，主要是从企业营业税这些税来，农村大部分不交税，让他个人40岁开始交，这里面的钱，保险发生概率非常高，所以每年的保费要达到很高要交很高，他想还不如把钱存起来，包括现在再让医保增加钱，现在企业负担已经非常高了，而且医保这一块，你说财政出钱，财政的税也主要是从企业来，再让财政出钱，财政一收钱又是企业，这个也不太可能，这个事不太可能。

左学金：日本的情况我了解一些，日本财政支出50%用于社会保障相关费用，财政是包括社会保障收费算在一起的。但是财政的收入一半靠举债，社会现在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20%，所以日本政府的破产是必然的，实际上钓鱼岛我们不用跟他打。我们现在说老年保险筹资问题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慎重，因为我们国家社会保险收费之高难以想象，美国有养老保险、遗属保险、伤残保险，40岁我出事故坐轮椅，家里的孩子、老婆伤残管理都管的，但是现在我们出现伤残企业了断就完了，家里是非常惨的，65岁以上全部都有（美林凯尔）， 我们现在不得了，这么多钱，所以我们现在要讲护理保险，先把企业的负担降下来，现在中国的企业，特别是竞争行业的企业，是生存很困难的时期了，所以再筹资，就是企业掏钱，都把企业压垮了，我们国家就完蛋了。

俞卫：我们的税制结构，所得税结构占的比例非常小，但是要把这个结构调过来，企业税可以降下来，所得税很难升上去。

封进：企业负担的问题，我们最近在做养老保险的模拟，很多地方已经做过了，我们做得研究是这样的，很多企业是以或多或少的方式逃避掉一些负担的，我们调查大多数的企业都是按照社平工资的60%在交，企业是规避，不是逃，有工业企业调查数据销售额在500万之上的数据库，我们看到的，我会把今年企业总共交的医疗和养老这两项的缴费跟上一年的工资比较可以得实际的缴费率，这个比例要比国家规定的要低很多。

左学金：这里面有大量的派遣工。

封进：我同意你的看法，企业是被逼的，如果把缴费降下来，从28%降到20%，这样一个企业没有必要去逃了，另外也会鼓励外来的人，他也需要养老保险，但是你现在这么高的费用，我承受不起，但是如果把他降下来我也愿意来。

左学金：300的万已经交了。

封进：他这种机制是存在的，如果这样模拟出来，我们的基金收入不降反升，政府现在就不敢做这个事情。

俞卫：你是讲企业内部，中国如果把80%要全保起来，保要保全，如果全民养老保险必须要考虑。

封进：全民养老保险在中国近阶段是不可能的。

俞卫：那么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解决20%人的问题。

封进：城镇就业怎么能只有20%，现在把外来劳动力都覆盖了，那么就不止这些了，只要按照百分之多少缴费就没有事了。